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國旅行了5個星期。那時離毛澤東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十年，人們還是不敢與外國人攀談。雖然我和小女兒吸引了滿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茫然地盯著我們。因為擔心“老大哥”在背後盯梢，我與人只有過為數不多的低聲交談。

當我1989年4月重返中國時，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政治自由化亢奮時期。學生、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館、宿舍、公園、美髮店等場所興奮地展開辯論，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作家、記者、電影導演和紀錄片製作人敢於觸及自共產黨1949年以來即列為禁忌的話題。當時頗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氣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報導學生民主運動抗議示威；人們對政府公開表示的憤怒和批評，以及舉著標語牌、高呼口號的示威者們在北京街頭遊行的場面令我感到震撼。

幾個星期後，解放軍士兵6月3夜間到4日凌晨對北京街頭的人群開槍，擊碎了這充溢著希望的氣氛。午夜，我目睹了東長安街上運送傷亡人員的情景，人們用徵來的公交車、人力車將他們從我身邊運離現場，還有幾個被扶靠在搖搖晃晃的自行車後座上運出。有人說至少1000人死於這次事件，還有人說死亡人數達數千人。

整個晚上子彈嗖嗖地從頭上飛過，大街上的中國人央求我， “請讓世界知道這裡發生的事情。 ”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那些話，也沒有忘記那一夜他們臉上的憤怒和恐懼。

鎮壓是殘暴的，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中國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我在酒店中和附近新近結識的人見我走來時會突然扭過頭去。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偶爾有些我結識的學生打電話給我，他們的聲音裡充滿了逃亡的恐懼。這些聲音也漸漸地陷入了沉寂。我常常想知道他們到底怎麼樣了。

1994年，人們再次找回說真話的勇氣，我作為一個記者搬到了北京。儘管奧威爾式的管控仍然無處不在，但每個星期，來自各行各業的中國人都與我接觸，急於告訴我他們的故事。

在此後18年駐北京記者生涯中，我繼續告訴世界各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那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

我寫的報導使我受到許多中外人士的批評，他們將我所寫的文章視為“反華”；“反華”是在中國常常聽到的一種指責。

我文章中涉及的大多數人絕對不會認為我的報導帶有偏見。因為政府用恐嚇迫使他們沉默，這些人沒有發言權。雖然過去和現在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膽的中國記者，敢於為少數幾家進步報紙和雜誌撰寫觸及敏感話題的文章。但那怕最勇敢的中國記者也知道底線在哪裡。即便他們忘了，總會有編輯會隨時提醒他們。

其結果是，許多中國人開始轉向國際媒體，期待他們的遭遇在國外發表出版會以某種方式為其伸張正義。或許，那怕只要看到有關自己的報導和照片刊登在報紙或雜誌的頁面上，即使是用他們不懂的語言所寫，也會給他們帶來希望的感覺。雖然我很沮喪，因為我的報導不能為他們提供實際幫助，但我所寫的那些人似乎對自己聲音能夠在任何地方、甚至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被聽到而感到滿足。

我所報導的許多人因政府政策、腐敗或疏忽而陷於巨大困境。

左至右：李仁智母親，Eileen，仁智和幕亦仁，在北京聯合家庭醫院。攝於2012年。

2009年的夏天，在撰寫一篇關於染上艾滋病毒的農村孩子缺醫少藥的報導時，我認識了任智。這位14歲的少女出生18個月後因腹瀉送醫治療，醫院使用被污染的血液對其輸血而使她感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 20世紀90年代，這是醫院輕而易舉的生財之道。地方政府轉而從其非法採血中心獲得收益，這些中心購買貧困農民的血液，但它們對基本的衛生要求一無所知。這種做法使河南在90年代中期出現異常嚴重、肆虐全省的艾滋病疫情，受感染民眾可能多達一百萬人。

幾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河南，這次是要報導遍布農村的臭名昭著的非法黑磚窯。據估計，1,000年輕人消失在這些黑窯裡，他們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沒有工資，只給很少的食物。我與9位尋找孩子的父母一起走訪了農村的黑窯。頭一個晚上，每位家長在飯桌上輪流告訴我他們儿子失踪的過程。在講述時，他們拿出自己孩子的小幅照片，淚流滿面。

我寫過的最悲慘報導之一是冰潔的故事。冰潔是湖南馬家河一個年僅6歲的小女孩。她死於狼瘡和因一家電鍍廠造成的鎘中毒。當地村民指稱，這家電鍍廠買通當地環保官員，認證它有廢水控制處理設備。實際上，工廠的重金屬廢水被直接泵入農田，造成用水、蔬菜和稻米的污染。她的父親告訴我，他的小女孩在其懷裡死去，還差一天就是她的6歲生日。

我所聽到的一些故事苦樂參半。

左至右：余小龍（西福）和幕亦仁。蓬蒿劇院，舞蹈表演結束後，北京。攝於2012年。 余小龍坐在他的腳控摩托車上，北京。攝於2011年。 余小龍在蓬蒿劇院表演，北京。攝於2012年。

多年來，我常在我家附近的建外地下通道處見到外號叫希福的於小龍，他和其他殘疾人在那裡出售其產品或靠乞討為生。希福天生殘障，行走困難，而且他的手幾乎不能使用。

由於政府不能提供可行的幫助，希福靠賣他用腳趾夾著中國毛筆書寫的書法作品為生。我花了幾個月時間在不同的地下通道拜訪他。我去了他在北京的南河段的家，看看他如何用自己的雙腳穿襯衫和褲子、刷牙、洗臉，甚至操作電視機的遙控器和手機。他用自己的腳趾靈巧地舉起一大杯北京啤酒送到嘴邊，熟練地揮動筷子夾起切得很細的蔬菜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傾聽了他的訴說：北京臭名昭著的城管對​​他的騷擾（城管的工作就是不讓他這樣的人上街），拒絕搭載他的出租車司機，他不屑於領取的微不足道的政府殘疾人補貼，以及因為他的殘疾而粗魯對待他的人們。

他拒絕接受對他的任何限制。 “只要有人告訴我，什麼事我​​不能做，”他曾對我說，“我便下決心一定要做。 ”

希福喜歡音樂。儘管行走困難，他酷愛舞蹈。我喜歡觀看他與北京舞蹈學院的朋友在北京的幾家劇院表演現代舞。我們經常見面去聽音樂會，品嚐啤酒，或只是在麥當勞喝杯咖啡；他在麥當勞談及設立幫助殘疾兒童的項目。

儘管希福自己生活中面臨許多障礙，但他卻不斷地想方設法幫助別人。他向我介紹了一個年輕的四川工廠工人，她的寶寶女兒患有腦積水，需要錢就醫。希福把自己幾次舞蹈演出所得拿出，籌集資金，為其支付醫療費用。

希福還介紹我認識了張永紅；張被中國人稱之為玻璃娃娃。之所以稱他為玻璃娃娃是因為他患有脆骨病，疾病使其殘廢，比正常人矮小。這種病的醫學術語是成骨不全症。

我們見面當天，張永紅非常沮喪。他的妻子剛剛與另一個男人私奔，扔下4歲的女兒讓他照料。女兒也患有程度較輕的一種脆骨病。

“她認為我們走投無路，為女兒治病的的醫藥費開銷太大，日子過於艱難，”他告訴我。

這位陝西農民的兒子從來沒有機會上學，張永紅靠在危險的北京街頭販賣剪紙為生。他跟警察不斷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他被拘留過一次，在派出所關押了一晚。一段時間，他住在街道上；因為沒有輪椅，他只好拖著支離破碎的身體從一處爬到另一處。他告訴我在雪夜中露宿門道的情景，還有他辛苦賺來的錢被人持刀搶走的故事。

張永紅和天宇在房間外，北京。攝於2011年。

由於沒有人幫他，他只好帶著女兒田雨到他賣剪紙的地下通道，將小女孩拴在輪椅上，防止她走失迷路。在人們批評他這樣的做法之後，他將女兒送回村，讓自己年邁的父母照顧她。 “但是老天爺！我能怎麼辦呢？ “他為自己辯護說。

此後的12個月中，我在張永紅居住過的不同公寓裡，走訪他幾十次。房東似乎從來沒有想要他在他們的公寓中逗留超過幾個月。我們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令人舒心的庭院中長談，他曾在這兒短暫地考慮過皈依天主教。保安們以為張永紅來教堂乞討，所以往往阻止他進入教堂​​，參加天主教課程，準備接受洗禮。

我不記得有多少次看他在北京街頭賣藝。我會近距離在一旁觀望；人們對其矮小身材看得目瞪口呆，有的停下來買他的手工藝品。很多人會默默站在那兒，看他鋪在地上寫有其身世的大塊塑料紙片。展出的物品還有張永紅近期離婚文件和小田雨躺在床上哭泣的照片，一條石膏胳膊和腿。標題宣稱：“我用手藝救女兒。 ”

我特別記得非常寒冷的一天。張永紅穿著一件兒童棉睡褲和幾層毛衣，他的海綿鮑勃背包放在身旁。人們停下來觀看他用鋒利的刀刻出剪紙作品，有人買了幾件，也有人向其紅色捐款箱投放了幾張小面額鈔票。

一名約20歲左右的年輕男子，長著稀疏的鬍鬚， 毛線帽子拉下來摀住頭保暖，站在那兒盯著看張永紅剪紙。然後，他彎下腰，擁抱了張永紅，低聲地在他耳邊說了幾句。我在他轉過身來時，拍了拍這個年輕人的肩膀，感謝他的好意。他轉向我，熱淚盈眶，有點兒無奈地說，“這就是我的祖國。 ”

張永紅邀請我回農村老家為田雨過4歲生日，我欣然接受了。

我希望看他如何設法四處走動的。中國幾乎沒有為殘疾人設立的基礎設施，坐輪椅從一地到另一地是一個挑戰。我在北京西站憂心忡忡地等候他，因為他已經遲到，列車很快要離站。他趕到後，向我解釋了遲到的緣故，說是因為把他那沉重的電動輪椅弄上公共汽車碰到麻煩。他請交通協警幫忙，反而受這位協警厲聲地呵斥。

“你覺得這裡還有雷鋒精神是嗎？ ”協警生氣地問道。他是指20世紀60年代共產黨人大力宣傳的一名解放軍戰士所做的好事。 “雷鋒沒了，誰幫你？滾開吧。 ”

公共汽車上的3名乘客聽到他和交通協警之間的對話，下了車，將輪椅抬上公車。

我們在延安下了火車，租了一輛汽車，開了3個小時抵達他的小山村。村里既沒有鋪設道路，也無自來水。張永紅想給田雨一個驚喜，所以沒有告訴田雨他要回來的消息。當他被推進家中窯洞（一種穴居住宅形式）時，看到田雨躺在炕（農家院戶中用磚砌起的傳統加熱床）上，腿上包紮著繃帶。看到父親進來後，她喜笑顏開，當他大驚小怪詢問她怎麼回事時，田雨大哭起來。

“我很高興回家，但是當我看到女兒這個樣子，我又感到難過，”他悄悄對我說。 “老天對我們太不公平了。 ”

坐於炕上的張永紅和天宇，在山西省郊外的是灣村。攝於2012年。 左至右：奶奶、天宇、張永紅和婆婆坐在農家炕上，山西省是灣村。攝於2012年。

田雨吮吸著張永紅帶回給她的棒棒糖，他靠過來，親熱地把他的小臉貼在女兒的臉上問道，“你想我嗎？ ”她輕輕的把小手放在他的手上，興奮地回答道，“過年放爆竹時我想你來著。

“明天是她的生日，我希望這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他告訴我。 “但是，看到她這個樣子，我只能在心裡哭泣，因為我不能讓她看到我哭。 ”

話題轉向田雨的教育。村里沒有學校。如果延安的某所學校願意不考慮她的殘疾，接受她入學，還得有人搬到那裡照顧她。

“如果我還活著，我保證送她上學，”田雨的祖母承諾說。 “如果他們不接受她，我得想辦法。 ”

張永紅說，他非常想把女兒帶到北京在他身邊，但他不能照顧她。他只能勉強照顧自己。

“我非常喜愛女兒，”他告訴我。 “每當感到憂慮時，我就想到她。我永遠都不能失去她。如果沒有女兒，我可能會自殺。 ”

“我的夢想是，她能像其他孩子一樣生活，能上大學，能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他說。 “如果能實現這些，我的任務就完成了。然後，我可以平靜地死去。 ”

2012年夏天的最後幾星期，我周遊了河南；那裡的艾滋病危機仍然十分嚴重。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我得以進入艾滋病村，走進昏暗的鄉鎮衛生院2間艾滋病病房，也進入了數十名艾滋病患者尋求治療的鄭州傳染病醫院。

政府竭力阻止媒體報導這一不幸的消息。我剛走進一戶有五六口艾滋病患者的村民家中不到幾分鐘，當地黨政官員就接踵而至，把我趕了出去。我在其他村莊周圍轉悠，而沒有去附近的餐館與艾滋病受害者見面，因為有人警告我說，一大群警察在村里等候來訪記者。一個安靜的周日上午，院長意識到我與患者己經談了好幾個小時之後，他要求我離開鄭州醫院。

我遇到了一個名叫小蘭（不是她的真名）的少女。她出生時感染上艾滋病。她母親因賣血受到感染和父親吸毒感染——父母雙雙死去，她被拋下給老祖母照顧。

不希望透露姓名的愛滋病患者。因分娩後輸血而感染，山西省芮城。攝於2012年。

我在河北農村採訪了麻貴紅，她說，她一個星期得賣好幾次血來支付基本生活開支。我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一個粗燥的紋身圖樣。這是一個中國字“忍”，即忍受的意思。她說，在其自殺未遂後，她將此字紋在手臂上提醒自己永不放棄。

2012年的夏天，我最後一次見到任智，她現在已經18歲了。我們在一個為她免費醫檢的美國人辦的診所見面，這樣美國醫生可以決定昂貴的新型肝病藥物是否對她有幫助。她和她媽媽，我的妻子艾琳以及我一起合影留念。她更加成熟和自信，她反抗地說，她已經不再害怕使用自己的真名。醫生告訴我，任智的艾滋病已經得到控制，但他很擔心她的丙型肝炎；政府對患有肝炎的艾滋病受害者沒有提供免費幫助。

2012年9月，我的記者簽證到期後，我便離開了中國。今年初，我獲得了一份新工作，於是在3月申請記者簽證。通常審批簽證只需一兩個月，但我的簽證審批拖了八個月。 11月8日，在中國記者節的當日，外交部宣布，我被拒簽入境。

他們沒有告訴我被拒籤的原因，但是基於今年4月在中​​國駐舊金山領館90分鐘的簽證面談所問及的問題，當局很明顯對我所作的有關人權的報導不滿。

我與在從事新聞報導過程中結識的許多人一直保持聯繫。

希福不能用腳趾在他小手機上打字，但我們會用跟Skype類似的微信交換語音郵件。他經常給我發送有關他的消息或最近表演的照片。

我採訪張永紅的報導在《郵政雜誌》上刊登後，慷慨的香港人捐助了約1萬美元，幫助他及其女兒。艾琳為他找到了一個新的住所和工作地點，所以他不再與惡劣的天氣和警察拼鬥。一位建築師朋友捐贈了她的時間為張永紅設計便利殘疾人的環境，一些中外朋友幫助他推銷其手工作品。張從來沒有上過學，不能讀書或寫字，但他最近將微信下載到他的手機，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通過語音郵件保持聯繫。

小蘭和我每週在QQ上至少聊天一次，QQ也跟Skype相似。幾個月前，小蘭輟學了，去了一家小旅館做清潔工。她說同學取笑她說老師不喜歡她。村民向她與80歲老祖母居住的破舊房子投擲石塊。這超過了一個羸弱的少女所能忍受的程度。

我經常聽到有關艾滋病受害者前往北京上訪要求政府賠償的事，其中一人被警察騷擾，另一人受到監禁的威脅，並威脅不讓其去醫院就診，治療艾滋病引發的各種感染。最近，我和一位朋友聊天時，他告訴我，我去年在鄭州採訪過的一名患者，幾個星期前去世，時年46歲。我難相信他已經走了。

在過去的一年，每天都有人問我何時返回中國。小蘭邀請我去她家玩，拜訪她的祖母。希福反復問我是否能回到中國趕上他即將來臨的演出。

我會簡單地回答道，“快了。 ”但等待簽證獲批時間越拖越長，我變得越來越不自信。當最終傳來拒簽消息時，我推遲了幾天告訴朋友們；我對他們說，如果真能回到中國的話，大概也不會在近期內實現。

當我最後告訴他們被拒籤的消息時，他們感到失望。他們覺得將他們遭遇講述出來會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反華令人匪夷所思。他們中有些人對我的拒簽特別難以釋懷，可能將其看作自己又一個挫折。

實際上，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拒絕發給我簽證的最終目的並不是針對我，也與我報導的客觀性無關。這只是政府力圖壓制不願面對的中國人遭遇的結果，因為這些人的身世表明，共產黨聲稱當今中國人民生活質量提高只是謊言而已。

最近，一位朋友對我說，她在互聯網上看到一幅中國漫畫，上面畫著一隻被勒死的公雞。漫畫的標題宣告：“就算你殺光報曉的公雞，天依然也會亮的。 ”

共產黨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不許記者和博客作者講話擋不住潮水般的新聞。只有當中國政府負起責任，承認其錯誤政策是造成中國大多數問題的真正原因，令人不安的報導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