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刻站在這兒，從尊敬的卡普欽斯基夫人手裡，領取這項至高的褒獎，內心感到榮耀，卻不安。因為我書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叫李必豐的詩人，被關在中國的監獄。

在23年前，中國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20多萬軍隊合圍北京城，把有數千萬老百姓投入的街頭運動活生生地鎮壓下去，近3000名抗議者被射殺，好幾萬政治犯坐牢，李必豐和我，也被脅裹其中。

我們被關在同一監獄，曾以同樣的近視眼，仰望被切割的星空。李必豐想像力發達，能寫上千行的長詩，我卻不能。在此後漫長的歲月，我們都先後出獄，各奔東西。我雖然經常被警察抄家，經常被短期羈押，但沒有被再次判刑。 “太幸運了！ ”李必豐衝著我一再驚嘆，而他自己卻太不幸了。第一次，5年，第二次，7年，第三次，也就是在我離開中國兩個月之後，警察以經濟罪名抓捕了他——而真實原因，是他有資助我出逃的嫌疑。

李必豐面臨審判，有可能面臨10年以上的重刑。這比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審判》更加荒誕，卻吻合了卡普欽斯基作品的種種細節，比如寫海爾·塞拉西獨裁者的《皇帝》，以及寫前蘇聯的《帝國》 。

我曾經16次被中國政府阻止出境，最後自己從界河走出來，這被西方讀者視為“傳奇”。可不為人知的李必豐，數次偷渡，數次落網，已經“傳奇”得令人髮指。比如第一次，也就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在鋪天蓋地的《通緝令》中，居然穿越重重荷槍實彈的關卡，從四川到雲南，又從雲南繞過邊防，一頭扎入原始森林，抵達緬甸。他以為脫離中國共產黨就自由了，卻不料落在緬甸共產黨手裡，他被游擊戰士押回邊境，一根長長的繩子束著他的雙手，他像遭到販賣的奴隸，牽在拖拉機後面，跑呀跑呀，跌倒又爬起來，轉眼就鼻青臉腫了。緊接著，他淪為中國邊防軍人的足球，被來回踢，昏迷了好幾次，又被涼水潑醒。他差點被折磨致死，卻沒死。

還有一次，他與境外的人權組織聯繫，企圖偷渡去香港。按照約定，他在被一面鐵絲網隔成兩邊的中英街徘徊，手裡捏著作為接頭暗號的雜誌，卻始終無人前來接頭。他再次被捕的畫面具有戲劇性，邊防武警叫聲“不准動”，就徑直走過來。他急中生智，竟然把裝有《判決書》和若干詩歌小說手稿的旅行袋凌空拋往那一邊。 “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名義上還是英國人的殖民地。 ”他說，“我出不了國，我寫的文字總算出國了。 ”……可是，那些邊防武警，在給他戴手銬的同時，卻拉開鐵絲網，去英國人那一邊，將剛剛“出國”的罪證撿了回來。

就這樣，當局搜走李必豐幾百萬字的罪證，卻不以書寫罪判決他。中國有多少政治犯，是以經濟罪判刑的？藝術家艾未未也犯了“偷稅罪”，而李必豐資助我出逃罪，比偷稅罪更端不上桌面，況且我從未接受過這個獄中難友一分錢。

我自由了，我的朋友卻在監獄裡，如此，我能夠真正自由嗎？卡普欽斯基作為紅色波蘭的駐外記者，一生都在為祖國之外的人們寫作，由於他的筆得罪了異國獨裁者，他曾四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為留存世界的真相而戰。他說，作家的眼睛和心靈，是攝影機，是用來記錄的。

這就是報導文學的偉大之處……虛構性的純文學，或許是為自己而寫，為彌補人性的某種缺陷而寫，而報導文學，是為茫茫人流或滔滔血淚而寫，是為一隻螞蟻或一億隻螞蟻的哭泣而寫。緣於此，我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我堅持了近20年，講述了300多個中國底層故事，我得到來自波蘭，這個出產過肖邦、保羅二世、瓦文薩、米沃什和卡普欽斯基的遙遠國度的褒獎。

但願我沒有離題，因為李必豐也是廖亦武報導文學的源泉之一。我感謝華沙市政府和市議會的寬容，感謝您們對一個中國底層作家的高度讚美，同時，也感謝評獎委員會，從台上五位入圍的作家中，選擇我最終折桂。

這個報導文學受獎辭的結尾，是李必豐的一首詩，叫《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有冬眠》，下面我來朗讀，波蘭文翻譯是我的朋友Weronika Byrdy。

廖亦武：中國四川成都的詩人、作家和藝人。因在1989年“六四”凌晨創作並朗誦長詩《大屠殺》，稍後又組織拍攝詩化電影《安魂》，於1990年3月被捕，被判刑4年。 1995和2003年，他兩度獲得“人權觀察”頒發的赫爾曼/哈米特獎，2007年獲得獨立中文筆會授予的自由寫作獎。廖也是《中國底層訪談錄》（2008年該書出版英文選譯本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中國冤案錄》、《最後的地主》、《證詞》、《上帝是紅色的》（該書有英文版）等的作者。他的音樂作品《天安門母親》、《不死的流亡者》等被“六四”難屬們廣泛傳播，甚至成為不少地下紀錄片的主題音樂。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禁止廖亦武出境，10多次拒絕他出國參加文學活動的申請。 2011年7月，廖亦武未經允許冒險逃離中國，成功前往德國。他現居德國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