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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从没有乡愁,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那丛林中的余府,后来竟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无论天涯海角,名士布衣;大陆从政府到学界,常常有各层级的人物希望造访余府,其间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乡潜山的“父母官”们,竭尽全力邀请他衣锦还乡,却从未如愿。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方向性错误。应该与所有其他在这些问题上受到损害的国家形成联盟。TPP协议是到目前为止能与中国在亚洲进行竞争的最有效的非军事化手段。另外,虽然我同意这届政府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立场,但我认为,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而不是放在关税问题上。
中国对非公有经济的国有化抢夺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就在全面着手开展。中共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发生的过往抢夺都是局部的,个别性的行为,但中共十八大后展开的抢夺却是全局性的。可以肯定的是,接下去中国将掀起全国性以民主管理名义对非公有经济的管控吞并狂潮,将非公有经济的公有化,将是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的主旋律。
美中台的当前格局已经年深而盘结,且三方都有相当的凝聚化,尤其是两岸渐行渐远:一边顽守其党军独裁体制,一边多元的宪政民主日益坚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欲将台湾统制于「一中」版图之内,其思维之腐朽,可谓已沦落在金三胖之下。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还有赖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走出来,通古今之变,面对严峻的现实,寻求内部突破之道。
“也许将来,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看谢燕益等律师的牺牲,我们会发现那是值得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暴露出政府的法治是虚假的。”他从书桌前站起来,背对着我。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了。“但是谁会记住他的名字呢?”
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不得不接受现实:时不时地遭遇一阵打压,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风险。他还逐渐熟悉了中国为了管控异见者而经常采取的施压和胁迫手段:让他们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遭受警方的骚扰。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军知道,严重得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起身离开时,王峭岭和李文足从包里拿出两小叠白色的打印纸交给梁小军。“以防万一,”李文足说。这些纸页上都是手写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梁小军在两人被拘留的情况下担任她们的律师。梁小军一言不发地把这些文件放进自己的包里。两位妻子向我们挥手告别,然后手挽手地走进灼人的阳光中。
在讨论正事之前,梁小军请求看看谢燕益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一周前刚出生,距谢燕益被捕那一天已经快九个月了。孩子在一个临时安排的婴儿房里睡着了,由原姗姗的妹妹看着。“叫什么名字?”梁小军压低声音问。“还没取名字,”原姗姗轻声说,眼睛盯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我等她爸爸回来给她取名字。”
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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